高市早苗之所以对中国发出如此无耻又嚣张的挑衅，是有其深重的历史病根的，这个历史病根就是，日本历史上曾数次提出吞并中国的方案。高市早苗的无耻挑衅其实就是这种历史病根的发作，更是赤裸裸地向全世界宣告： 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放弃过侵略、吞并中国的无耻野心！ 日本列岛与中国隔海相望，地缘上的邻近性滋生了日本对大陆领土的长期觊觎。 自16世纪丰臣秀吉首次提出明确的吞并中国构想以来，日本历代统治集团通过思想煽动、理论构建、军事准备和分步实施，形成了一系列层次递进、目标明确的侵华方案。 这些方案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沿着“大陆政策”的主线逐步升级，从封建领主的狂妄构想，演变为近代军国主义的系统战略，最终发展为法西斯政权的全面侵略计划。 梳理这一历史脉络，不仅能清晰呈现日本侵略野心的连贯性、顽固性与无耻性，更能深刻揭示其方案背后的战略逻辑与历史危害，为铭记历史、警惕霸权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。 丰臣秀吉率15万大军入侵朝鲜 第一部分：近代以前吞并中国的雏形构想（16世纪—19世纪中叶） 一、丰臣秀吉的“大陆征服蓝图”（16世纪末） 16世纪末，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战国乱世后，迅速将扩张矛头指向大陆，提出了日本历史上首个明确的吞并中国方案。 其核心构想记载于《丰臣秀吉文书集》中，具体可概括为“三步走”战略：第一步以朝鲜为跳板，派遣大军征服朝鲜半岛，扫清进军中国的障碍。 第二步以朝鲜为基地，挥师北上进攻明朝都城北京，占领华北地区。 第三步在华北建立统治据点，逐步南下吞并中国全境，最终将“唐（明）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”，实现“在我生存之年，誓将亚洲大陆尽归日本统治”的狂妄目标。 为推行这一方案，丰臣秀吉于1592年发动“文禄之役”，派遣15万大军入侵朝鲜，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。 他在战前狂妄宣称：“吾欲假道朝鲜，直入于明，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，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”。 在军事行动期间，丰臣秀吉进一步细化统治规划，计划将中国领土分封给部下，如将北京周围10个府分封给丰臣秀次，将江南地区分封给其他将领，甚至制定了迁都北京的计划。 然而，由于朝鲜军民的顽强抵抗（如李舜臣率领的水师多次重创日军）和明朝援军的介入，日军在朝鲜战场陷入胶着，丰臣秀吉的征服计划最终破产，但其“征韩侵华”的野心却成为日本后世扩张主义的思想源头。 二、江户时代的向中国扩张思想铺垫（17世纪—19世纪中叶） 丰臣秀吉的方案失败后，日本进入江户幕府统治时期（1603-1868年），虽实行“锁国政策”，但扩张思想并未沉寂，反而通过学者著述形成理论积累。 这一时期的核心代表人物是佐藤信渊，其在1823年撰写的《宇内混同秘策》中，系统阐述了征服中国的战略构想，成为丰臣秀吉方案的继承与发展。 佐藤信渊提出：“今世界万国中，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，舍之满洲外无他”，明确将中国东北（满洲）定为侵略的首要目标，认为“满洲一得，全国之衰微，必由此而始”，随后可逐步吞并朝鲜和中国全境 。 支那 支那 与丰臣秀吉的军事冒险不同，佐藤信渊的方案更具策略性：一是强调“先取满洲”的地理优势，认为东北资源丰富、防御薄弱，可作为侵略中国的战略基地。 二是提出“以华制华”的手段，主张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，扶植代理人势力，减少侵略阻力。 三是将侵略行为包装为“天命所归”，宣称日本是“万国之根本”，征服中国是“弘扬皇道”的正义之举。 此外，江户时代的其他学者如本多利明、吉田松阴等也纷纷著书立说，鼓吹“大陆乃日本之生命线”，为近代日本的侵略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。 这一时期的构想虽未付诸军事行动，但已形成“先占满洲、再吞中国、称霸亚洲”的战略雏形，实为后来“大陆政策”的雏形。 “大陆政策”的罪魁祸首山县有朋 第二部分：近代军国主义的系统方案（19世纪中叶—20世纪初） 一、明治维新与“大陆政策”的正式确立（1868—1890年） 1868年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在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同时，也确立了对外侵略扩张的“大陆政策”，将吞并中国作为核心目标。 这一政策并非单一方案，而是通过一系列诏书、演说和战略规划逐步完善，形成了“主权线”与“利益线”的侵略理论框架。 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的《宸翰》中，明确提出“开拓万里波涛，布国威于四方”的扩张纲领，将侵略矛头直指中国和朝鲜。 1890年12月，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，首次系统阐述“二线论”。 “国家独立自卫之道，本有二途。第一曰守护主权线，第二曰保卫利益线”，其中“主权线”指日本本土，“利益线”则明确界定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 。 山县有朋强调：“欲维持一国之独立，唯独守主权线，绝非充分，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”，这一理论为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了“合法性”依据，标志着日本吞并中国的方案从思想构想升级为国家战略。 为落实这一政策，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战争准备：军事上推行“国民皆兵主义”，建立近代陆军
